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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研究-日本对于中国革命根据地的调查与研究从战前就已经开始

武磊首发打满全场

戰前日本東洋史學界有一個普遍的觀念就是中國社會的原始共同體沒有徹底解體,因而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發展,這是一種停滯的社會。只有依靠外力作用,共同體的各種關係才能被打破,才能最終擺脫停滯。由此,從共同體理論演化出了「社會停滯論」,進而發展成對華「侵略有理」論。這種觀念在近代日本根深蒂固。戰後日本東洋史學的出發點就是否定這種共同體理論和「社會停滯論」,承認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事實,並從歷史上追尋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過程。在中國近現代史領域最主要的課題便是肯定共產革命對於中國社會歷史的巨大促進作用。

在對根據地儀式的研究中,丸田提出,在許多方面是利用了舊的傳統形式。例如在立功運動和獎勵各種模範時,模仿了過去科舉及第的慶祝、彰顯儀式。根據地的追悼儀式被作為激發人民大眾民族主義和階級意識、情緒的手段而被利用。作為「地主文化」的一些做法,這時則成為地位上升了的農民們所喜好的儀式。這顯示出身份不固定的中國農村社會中,階級間文化的相互模仿與交流。為了強化村落的組織性,便於在村落的動員,根據地還實行模範村運動,包括舉辦祝壽會和集體婚禮等。

石島紀之認為,農民對於中共的支持雖然會隨着形勢的變化而轉變,但是,在根據地內農民的生活確實得到改善,他們對於中共的支持不是有限的。根據地農民對於中共基本上是支持的。石島通過對太行根據地的考察發現,通過合理負擔和減租減息滿足了農民的要求,多數農民獲得利益,這是農民支持中共的主要原因,而「自我保護」「對舊統治者的仇狠」以及來自中共上級的「強制」等這些因素雖然存在,但不能說農民對於中共的支持是非常有限的。

山本發現,在紅軍佔領地區所進行的推翻舊統治者的革命和土地改革,會受到一些傳統制度的影響。例如在福建省西部地區,地權包括所有權和耕作權這種雙重權力,耕作權十分重要,因此,在土改之後,原來具有耕作權的中間階層一般還繼續耕種原來土地,由此他們便相對富裕。中共為了用階級劃分重新組織社會,就須要打破原有的社會關係和意識,通過對青年人進行的教育,發動他們破壞祠堂和廟宇,但在這裏要去除傳統習慣和意識會十分艱難。

野村浩一對於毛澤東的井岡山革命實踐和武裝割據思想進行了系統研究。他認為毛澤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貢獻就在於,雖然是在農村開展共產革命,缺少產業工人,但依然按照無產階級的觀點在農民中建立了無產階級性質的政黨,用無產階級思想做指導、加強黨內教育,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亞洲形態」。野村認為,游擊戰是中國革命的基本戰略。由於毛澤東找到了中國革命的主體和戰術,這就解決了最根本的問題。毛澤東的根據地戰略、戰術對於此後的世界革命產生了重大影響。

仁井田升從法律史的角度對中央革命根據地、抗日根據地和1950年代中共婚姻法的演變進行了研究,他指出建國前的法律不承認事實婚姻,完全否定舊家族制度,對於離婚理由沒有規定。到1950年代則規定,當一方提出離婚時對於離婚的理由要由法院裁定。揭示出革命時期與建國后的婚姻法在維護婦女權益和家庭方面的輕重差別。

冷戰時期的研究:對中國革命的好奇與同情

內田知行的《抗日戰爭與民眾運動》中認為新富農發揮了重要作用,一般的互助組是富農、中農或貧農等各階級獨自組成小型互助組,但是在抗日戰爭期間,在新富農的帶動下出現了由新富農、中農和貧僱農這種不同階級集合在一起的階級合作型互助組,其規模也較大。內田指出,在根據地義倉運動中,富裕農戶也發揮了重要作用,這隻有在抗日戰爭期間採取階級調和的路線下才能出現。1945年以後,義倉的經營方式由義田共有、共同耕作方式向交納餘糧方式轉變,不久義倉運動也便結束。

關於中共革命與社會經濟結構的關係,山本注意到福建西南部地區都是山區,耕地缺乏,農業生產比重較小,而林業、手工業(竹紙、煙草、印書業、鐵器製造)和運輸業(挑擔腳夫)的從業者卻十分龐大,他們最多的是集中在造紙和煙草等較發達的行業。為了維護經濟來源,一些由權威族長領導的宗族便擁有武裝組織和民團,他們對於共產革命進行抵抗。另一方面,在上杭縣才溪鄉,由於有大量的建築業工人,他們習慣於在外地的集體生活,因而有許多男子參加了紅軍。而沒有纏足習慣的客家婦女則通過從事農業生產以支援前方。所以,這一地區參軍比例很高。此外,這一地區在傳統上外出打工者比較集中去的地方往往是廣東、江西、福建的交界地帶,這正好與中央蘇區的範圍相重合,這一點值得重視。

在這一階段的後期出現了對根據地進行實證性研究的動向。小竹一彰根據《人民日報》和《東北日報》等資料,借用美國現代政治學的方法,對解放區的民眾運動進行了數據統計分析,具有量化研究的色彩。天兒慧對革命根據地基層幹部進行研究。他依據當時僅能看到的《解放日報》和《人民日報》等基本資料,重點研究根據地農村的基層幹部,強調了他們在上級黨組織與農民之間的重要紐帶作用。他特別關注到存在於體制變動背後的也就是民眾運動的機制問題,開創了從下層即民眾角度研究幹部的方法。他還將晉冀魯豫和陝甘寧的幹部作用進行了比較,他認為在陝甘寧邊區民眾運動基本是按照上級指示漸進開展的,幹部發揮主導作用。而在晉冀魯豫邊區民眾運動有時會出現爆發性的非合理性行為,幹部也不得不一時追隨群眾。

1949年晉察冀日報社出版《土地與整黨典型經驗》

丸田孝志則是運用新方法對革命根據地進行研究的代表學者。他通過時間、象徵、民俗信仰等對根據地的政治宣傳、動員工作進行了系統和開創性的研究,引人注目。新的社會史理論認為,時間和紀念日與特定集團的共同記憶相關,權力通過這種記憶向人們灌輸其正統性,按照這種價值觀來規範人們的行為。丸田通過對陝甘寧邊區紀念日的設立及其活動和新曆、農曆的使用發現,隨着中共政策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轉換,中共在根據地的原有國際共運和中共自身紀念日、大眾運動和歸屬集團(青年、婦女、工人等)紀念日之外又加上了國民政府方面的紀念日和象徵抗日戰爭及國際統一戰線的紀念日。每當在紀念日前後都根據當時的國內外形勢和中共政策進行廣泛宣傳,設定動員目標,以紀念日為政治動員的時間起點和終點,把餘暇和娛樂時間利用起來,將其政治意義共有,通過對於時間的規範確立起動員體制。

1972年,由山本秀夫和野間清主編的《中國農村革命的展開》一書系統研究了中共建立農村根據地的歷史和意義。山本秀夫在另一部專著中認為,中國自宋代以來,古代基於血緣主義的結合關係已經消失,出現了以同族共有土地為基礎的同族集團的再形成,同族共有土地由同族的支配者即大地主所掌握。到了解放以前,中國農村的共同體關係基本被破壞,進入到官僚(包括軍閥)、地主階級專制統治這種更加露骨的階段。由於地主和官僚統治的相互結合,以地主階級為主體構成的土豪劣紳成為官僚統治的一環。要推翻官僚劣紳統治,就必須消滅地主土地所有制。農民運動發展的結果就是中共領導的大規模農民戰爭,所以中國革命就呈現出武裝鬥爭的形態,而農村革命的立足點就是根據地。

日本對於中國革命根據地的調查與研究從戰前就已經開始,當時以情報收集和對策研究為主。戰前所形成的大量情報調查資料為戰後日本的中國革命根據地研究提供了基礎。

進入21世紀以後,隨着國際學術交流的活躍和大量歷史文獻的整理、出版,以一批年輕學者為主,在積極開展與歐美和中國學術界對話、交流的同時,在研究方法上創新,這一時期雖然專門研究革命根據地的學者在數量上已經無法與以前相比,但卻呈現出國際化、多視角和高質量成果不斷問世的現象。

高橋伸夫是新一代學者中十分活躍的一位,在根據地研究中,他提出要關注以下幾點:第一,強調黨中央的意圖與革命現場之間存在着差別。第二,強調在地理或空間上革命的多元性或多樣性。各個根據地按照各自的特點獨立開展革命,其總和就構成了中國革命的整體形象,革命根據地並不是一個模式的。第三,要有意圖地擺脫農民是容易變化的這種觀點,強調農民不容易改變的方面和農村社會傳統的延續性。他提出,那種認為農村發生了巨大變革的觀點過於簡單。在表面上看來農村短時發生了根本性的劇烈變革,實際上在其背後農民和農村社會卻存在着頑強的連續性。

在日本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中共革命根據地史一直佔有重要位置。日本學界把對中共根據地的研究作為了解近代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和中共政策形成、實踐的具體現場,特別是將其作為分析、了解新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制度起源的一個重要切入點。本文對於日本的中共革命根據地史研究的學術史回顧側重在以下兩點:首先是研究範式的演變問題,即不同時期研究者的立場和心態的轉換;其次是討論宏觀史學理論特別是其東洋史研究的進展對於根據地研究的影響。

(本文首刊于《抗日戰爭研究》2019年第2期,原題《日本的中共革命根據地史研究》,作者祁建民為日本長崎縣立大學國際社會學部教授。本文已經作者刪改,原文註釋從略,澎湃新聞經授權發佈。)

在中國文化大革命特別是冷戰結束以後,日本學界在對20世紀的共產主義運動進行反思的同時也開始重新審視中國革命。與冷戰時期相比,那種對於革命的好奇、憧憬與同情的態度和觀點出現大幅退潮,另一方面,對於根據地的研究,由於資料的增加和視角的多元化也走向深入。

在冷戰期間,西方世界的社會問題開始顯現,而獨自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中國引起了許多日本知識分子的極大興趣。正如小林一美所說的,那時他們反對戰爭要求和平,十分關心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對於社會主義政權抱有親近感。日本許多研究中國的學者,對於中國革命持好奇或同情的態度,讚揚這場革命在中國歷史上的巨大變革意義。歷史學者則竭力想從中共領導建設根據地的歷史來理解1949年後的新中國,當然他們的研究也受到冷戰體制下資料和交流的限制。不過,1970年代以後,資料狀況有所改觀,除有大型文獻集出版外,根據地報刊也得到利用。

另一方面,邊區還利用農村中還延續使用的農曆開展對民眾的組織和動員。在傳統節日、廟會、趕集等農曆節日,按照當地的習俗進行各種宣傳,以發展生產、改善民生、確立新政權的權威。根據地還利用傳統節日組織農業生產,創設區和村的翻身解放日,以增加鄉村社會的凝聚力。在國旗和領袖像等政治象徵方面,丸田對於根據地的國旗和領袖肖像懸挂方法的變化研究了國共關係和中共領導人地位的形成過程。

關於革命根據地與此後新中國在制度傳承上的內在聯繫,谷川真一對於「單位」制進行了系統考察。谷川從國家與社會的中間組織角度研究了抗日根據地「單位」制度的形成。他認為,「單位」是一種可以自我滿足的多功能組織,是一個「小社會」。其起源於大生產運動中的「機關生產」和合作社。此後「單位」逐漸成了中共對社會基層進行重新改造的手段,這種中間組織不但具有經濟和福利功能,而且還擔負著識字、政治教育、文化活動等諸多功能。特別是通過整風運動,「單位」領導者的權力大幅擴充。從「單位」領導者到「積極分子」再到普通民眾,依靠「小組」制度貫徹到每一個人,這樣,「單位」便成為中共領導和動員民眾的重要組織機制。

21世紀以來的研究:國際對話與多角度創新

天兒慧對於毛澤東的土地革命思想進行了研究。他認為毛澤東土地思想的核心一直包括以下兩點:即第一,不分男女老幼,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實行徹底平均。第二,將敵人限定在少數,與中農甚至富農結盟,集中打倒地主階級。以上兩點,本來存在着矛盾,但是在現實的農民運動中卻相互依存,形成互補,這就是毛澤東土地思想的核心。

1937年,八路軍115師一部奔赴晉東北,開闢以五台山為中心的晉察冀抗日根據地。

前史:情報收集與「滅共」研究

20世紀末期的研究:反思革命與研究的深化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日本對於中共的動向更加關心。特別是在八路軍挺進華北,根據地初步創建之後。深田悠藏對陝北和晉察冀根據地財政經濟和民眾運動進行研究,認為中共挺進國民黨的失地,組織抗日力量,進行游擊戰,其勢力值得高度重視。中保與作通過對共產國際和中共的研究,認為蘇聯和中共才是日本的真正敵人。華北方面軍司令部於1941年通過對華北中共和八路軍的研究后認為:華北的治安和建設雖然取得一些成績但卻潛伏着一個重大「病根」,並且其威脅在不斷擴大,這個「病根」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共游擊隊用世界上最簡陋的武器與「皇軍」進行了3年多的抗爭,其對民眾的組織動員能力不斷增強。中共和八路軍的最大特徵就是這支軍隊本身就是一個宣傳煽動者和組織者,中國4億人口中有3億5千萬是農民,因此中共可以組織起龐大的農民隊伍。中共實行對於軍隊的完全領導,通過政治工作在強化部隊戰鬥力的同時還發動、組織民眾,甚至利用日軍士兵的不滿進行反戰宣傳以從內部瓦解日軍。日軍華北方面軍成立「滅共委員會」專門對中共進行情報調查和對策研究,提交了許多調查報告。

田中恭子的《土地和權力—中國的農村革命》一書是這一時期的標誌性著作。該書的一大特點就是對於農民支持中共的理由並不是僅僅從經濟角度進行分析,對於土改運動發生左傾的原因也從社會經濟角度進行探討。田中認為,中共在解放戰爭期間的土地改革,取得了農民的支持,但是這種土地改革並不單單是一種土地的再分配,還包括對土地以外的財產,以及權力、權威的再分配,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在內戰情況下,對於農民來說支持中共會給自己甚至整個家庭和親友帶來生命、財產上的危險。在這種狀況下,支持中共就需要一種強烈的動機。田中認為,僅僅通過物質利益來解釋農民的動機是不充分的,通過土地改革而高漲起來的農民政治意識才是其主要動機。正是由於「算舊賬」「反貪污」「反黑地」「反惡霸」「反漢奸」等一系列運動才喚起了農民的鬥爭熱情。田中的研究顯示出了在根據地研究中對於以往的單純經濟—階級論方法的突破,對此後產生很大影響。

結語縱觀90年來日本的中國革命根據地研究,從戰前的情報調查到戰後初期的好奇、同情,再到對於革命的反思,以及21世紀以來的國際交流擴大和研究創新,其顯著特點就是將革命根據地史研究納入到近現代以及整個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宏大脈絡之中。在研究方法上有如下幾個特徵。第一,從民眾史角度研究中國革命。日本學者較早認識突破了階級論和王朝史研究的方法,提出從下向上的研究,把民眾作為歷史的主角,從他們的生活、習慣和心性上把握革命發生的原因以及中共政策的形成過程。第二,關注到中國社會非身份制和個人主義的特徵。中國社會的階級分層並不固定,經常流動,個人選擇有很大的空間。革命就是激發和強化了中國社會的某種集體性機制並進行重組。第三,從鄉紳論出發,引伸出對於根據地基層幹部、積極分子和各種模範的研究。戰前日本對華調查就關注到所謂「有力者」和鄉紳,戰後對於鄉紳、精英的研究進一步深化,關注到農村幹部、積極分子在黨和農民間的紐帶作用以及中共的典型推進工作方法。第四,對於宗族的系譜性和機能性都有關注。中國宗族的系譜性很強,帶有儒學宗法文化色彩,但是宗族作為一種社會集團在現實生活中也發揮着機能性作用,因而在與革命的關係上會非常複雜。此外,日本研究者重視實證,關心細節,積极參与國際學術對話也是其特點。

當中國革命根據地剛剛誕生,1928年12月,日本駐上海總領事矢田七太根據外務大臣田中義一的訓令即提交了關於中共活動的調查報告。進入1930年,由於中共根據地在各地陸續建立,引起日本高度重視,一批大型調查報告陸續形成。日本駐華大使館參事官桑島主計和公使館書記官好富正臣于這年8月對中共根據地進行了實地調查。他們在報告的結論中認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與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演變相關,近代無產階級已經產生,但由於封建制度的影響,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政治地位懸殊;國民深受軍閥戰爭的損害;中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稅賦沉重;由於土地兼并導致了農民運動出現。由於中共紅軍武器簡陋,中國的城市和農村處於半隔絕狀態,中共不可能像俄共那樣通過佔領中心城市來一舉控制全國,所以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完全「赤化」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對於這場運動的各種影響必須加以注意。

山本首先研究了民國時期福建的社會政治生態,這就是由於「民軍」這些軍事勢力的割據和剝削,大宗族向弱小宗族轉嫁負擔,導致了地域社會矛盾的激化,出現了「各個小集團的武裝化和相互爭奪的散沙」狀況。試圖消滅這種狀態的社會中堅勢力就是那些接受過新式教育的青年精英,他們當中的激進派提出不僅要在軍事上打破這種狀況,而且要否定由宗族長老等構成的保守勢力及其秩序。另一方面,在民眾方面,他們是否會服從於以中共為背景的新領導者,這要由他們所屬於的宗族和村落的社會環境所決定。受到大宗族壓迫的弱小宗族、在宗族內部分化出來的貧困階層等這些受到傳統宗族庇護較少的人群或集團就具有傾向中共的可能性。

繼承日本實證史學傳統,並用社會史方法對於特定區域的革命根據地進行深入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山本真對於福建根據地的研究。由於福建地區宗族勢力強大,近代以來產業結構變化明顯,所以山本是從宗族和社會經濟結構這兩方面對革命根據地展開分析的。

抗日戰爭研究︱日本的中共革命根據地史研究

小林弘二對中國整個20世紀的農民革命和共產主義運動進行了系統梳理,小林認為集體化的原點是根據地勞動力的組織化。由於戰爭、自然災害和嚴酷的自然條件而出現嚴峻困難時,只有通過對勞動力的組織化才能維持生存。首先就是「勞武結合」。最開始的變工隊是與民兵組織一體的,民兵就是變工隊的核心,只有這種組織才能在面對敵人隨時可能進剿的情況下實現「搶耕搶收」。到了解放戰爭時期由於大量青壯年參軍,出現了「代耕隊」,其規模更大。其次則是「生產度荒」。根據地的「打蝗運動」需要人海戰術,興建水利、開墾荒地、技術改良和副業生產等都需要勞動力的組織合作,這就是互助合作運動的原初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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